如何理解“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，临淄书尺只语无关文帝”？
来来来，圈重点
——兼谈建安七子的范围问题
胡应麟说过：
曹氏兄弟相忌，他不暇言，止如扬榷艺文，子桓《典论》，绝口不及陈思，临淄书尺（与杨德祖书），只语无关文帝，皆宇宙大缺陷事。而以同气失之，何也？至如魏文以文章为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而陈思不欲以“翰墨为功勋，辞颂为君子”，词虽冰炭，意实埙篪，读者考见深衷，推验实历可也。
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只论建安诸子，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也是点评时人，两位文坛领袖都不曾评价过对方，胡应麟认为是宇宙天壤间的大缺陷事，反映出“曹氏兄弟相忌”。
鲁迅说：“文学的意见上，曹植和曹丕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。曹丕说文章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，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。”不过胡应麟非常敏锐地看出了丕、植的文学观念其实是殊途同归的，所谓“词虽冰炭，意实埙篪”。
曹丕《与吴质书》言及“七子”后的文坛现状曰：“今之存者，已不逮矣。”钟优民认为曹丕意在影射曹植不如建安七子，“曹氏兄弟论文上门户之见，相轻之意，较之建安诸子，实有过而不不及。”
结合建安时期曹丕、曹植亲和友善的关系，我认为以上不过是皮相之谈。王瑶在《中古文学史论》中给出了我比较认可的回答（详见《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》一章）。他先是论述了当时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只决定于他的门第和官爵，而不一定在于他所构诗文的优劣高下，文士们的地位也是以门第和宦位做标准的，然后得出结论：
他们（三曹）父子兄弟都是当代的著名文人，为什么《典论·论文》于述“今之文人”下，都省略去了呢？这绝不是自谦，而是“自尊”。建安七子都是曹氏的掾属，他们在政治地位上是属于同一等级，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的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，是以魏太子之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批评得失的；这自然不便论到曹氏自己。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中，于叙述王粲、陈琳诸文人后，即接言“吾王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，顿八纮以掩之，今悉集兹国矣。”这种口气正是《典论·论文》的口气。七子中孔融、王粲、应玚、陈琳，皆东汉以来的士族；所以文学一直是保存在士大夫的手里，而文士的地位也是依他的官阶转移的。
在《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》一章，王瑶还重点讨论了建安七子的范围问题：
向来讲建安文学的，都注重叙述所谓“建安七子”。七子之名，源于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，他说：“今之文人，鲁国孔融文举，广陵陈琳孔璋，山阳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干伟长，陈留阮瑀元瑜，汝南应玚德琏，东平刘桢公干。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难矣。”照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情形说，同时代的文人们常常在生活和作风上，都形成一个集团；所以作品风格间的差异，也是时代的因素远超于作者个性的因素；因为如此，所以传统的这些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竟陵八友”、“初唐四杰”、“大历十才子”等名称，实在是一种最方便和最简单取巧的办法。它有它存在的根据，如上所说；但也自然有它的毛病，因为历史毕竟不是数学，选出几个人很难代表当时文人的全部，而这几个人当众也常常情形各不相同。《典论·论文》虽然是一篇著名的文学批评的文字，但曹丕论述的对象既是他的幕僚们，文中避免叙述到曹氏父子，则所谓七子对于时代的代表性，已有缺憾；而七子间的情形也并不尽同，例如把孔融列在里面，便是件很不调和的事情。从年代说，孔融诛于建安十三年（208），年五十六，比曹操还大两岁。时曹丕只二十二岁，其余诸人皆三十余岁（王粲三十二岁，徐干三十八岁）。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，王粲、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皆卒于建安二十二年，是七子并列，孔融较其余六人显为长者，并非同侪。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所谓“昔日游处，行则连舆，止则接席，何曾须臾相失”的，也只是指徐、陈、应、刘诸人。《魏志·王粲传》言：“始文帝为五官将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，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、广陵陈琳字孔璋、陈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应玚字德琏，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。”陈寿评曰：“昔文帝、陈王以公子之尊，博好文采，同声相应，才士并出，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。”曹丕以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始为五官中郎将，同年植封平原侯，而孔融已于建安十三年被诛，远在诸子共集邺下之前；所以就史实上考察，陈寿所言甚确，其中不能包括孔融。《谢康乐集》有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》，也只有丕植兄弟及其余六人，并无孔融。从作风说，孔融文多范蔡邕，不作五言诗，仍是东汉以来的传统风格，所以《文选》只录其书表。……曹丕将孔融列于七子之首，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特殊爱好。孔融实际上是不能和其余诸人并论的。
但当时的著名文士，也并不以次六人为限。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所评列，除此六人外，即尚有“文蔚、休伯之俦，于叔、德祖之侣”二句，指路粹、繁钦、邯郸淳、杨修四人。《魏志·王粲传》亦云：“自颍川邯郸淳、繁钦、陈留路粹、沛国丁仪、丁廙、弘农杨修、河内荀纬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列。”可知建安七子的代表性也是有限的。如果说曹氏父子是尽了对于建安文学的提倡和领导作用，则“建安七子”这一词的用处就在它可以表示出当时邺下文风的盛况来。它虽不十分妥帖，但的确可给我们一种“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”的感觉。
韩格平在《建安七子综论》中论证了《典论·论文》的写作时间可以大致判定在建安二十四年三月至八月之间，然后论述了在他看来的，曹丕规定“建安七子”的依据：
此前，孔融等七人作为建安时代的著名文人均已先后去世，曹丕有感于一个文学高潮的终结，作文以叙哀悯之情，这是其撰写本文的动因之一，或者说是情感动因；此前，曹丕已经被正式立为太子，为了扩大自己在士人中的影响，曹丕以先前文学盛事的参与者与组织者的身份，对七子做出盖棺论定式的评价，将自己置于文人领袖的地位，以利于下一步接管政权，这是其撰写本文的另一动因，或者说是政治动因。由于有这两个原因，《典论·论文》中情感浓郁而深沉，且能克服顾忌，站在总结一个文学时代的高度，对孔融等人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。同建安二十一年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中以王粲、陈琳、徐干、刘桢、应玚、杨修六人为当时文人俊杰，及杨修《答临淄侯笺》盛誉王粲、陈琳、徐干、刘桢、应玚、曹植六人相比，曹丕从俯视一个时代的整体着眼，选定孔融七人作为其杰出代表，暂且搁置当时健在的曹植、杨修，则显得视角高远，公允稳妥。所以，将建安七子的称谓赋予孔融七人，除了少数文人持有异议外（如明代杨德周编辑《汇刻建安七子集》，以曹植取代孔融），得到了历代绝大多数文人的认可。
综上所述，“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，临淄书尺只语无关文帝”，既囿于评论对象的身份，使丕、植两人不便互相提及，又有是否可以盖棺定论的因素在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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